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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南孝歌(下)
2013-01-22 10:01  

余 琪

二、商南阴类孝歌

商南孝歌的另一类“阴歌”,亦称“挽歌”、“哀歌”、“转鼓歌”、“待尸歌”。这是一种特定的祭奠亡人的仪式歌,其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代,那时就有祭奠死者以歌咏志的记载,而庄子为悼念亡妻“鼓盆而歌”,则更是广泛流传。挽歌与道士“作斋”一样,是禁忌在其它时间和地点随便唱出的歌曲。

商南的丧葬风俗,老人亡故后一般要装棺停放两三天,有的长达五至七天,以便远出的子女和亲友都能赶到吊唁。在此期间,四乡邻里都要轮流到灵堂“坐夜”、守灵;同时请来“歌师傅”唱孝歌、“打待尸”来追悼亡灵、寄托哀思与烘托气氛。通常要请来一至三个锣鼓班子,请来的歌师也称“歌把式”,享受“八仙”同等待遇,一日三餐设专宴,半夜有加夜餐,除每人一头白孝巾外,每件乐器还配有三尺红布巾。在唱孝歌期间,除特定仪式外,四乡八码头会唱歌的“歌郎”都会被邀请或自动上场来演唱,各显其能,相互攀比,很是热闹,为群众性的民歌演唱提供了很好的舞台和机会。

商南唱孝歌有其俗成的仪式套路。一是从傍晚开始,首先进行“开路”,即祭祀亡魂开奠仪式。其主要内容是唱述人类起源历史发展过程、孝歌产生渊源来由、“接神”、“安魂”以及奉承、安慰孝家等情节。在路口鸣放鞭炮后,敲响三通锣鼓,接着就由歌师高声念诵开路词,一般要从道经经典、盘古开天、人类出现、先古繁衍发展、三皇五帝治乾坤唱到各朝代兴衰交替全过程等等。孝子跟随歌师将火纸一张张接连烧起,经过道场一直烧到堂前。二是进到堂前就唱“开五方”、“引路”、“五重门”和“进门吊”等。“进门吊”内容十分广多,主要是追悼、吊唁亡人,奉承、安慰、祝福孝子和孝家。三是到半夜时分,唱“奉亡十杯酒”和“游十殿”,这是孝歌的重心和中心。四是后半夜为了消磨时间,驱除睡意,歌师们开始唱提诗、提花名、提谜、提古人等盘根歌。盘根歌内容十分广泛,或天文、或地理、或历史、或事件、或人物、或山水、或花鸟,歌师们相互盘问,有问有答,趣味性很强,也有一定的知识性,充分显示出劳动人民的智慧。间或唱“奉师歌”(也叫“赞歌”),或唱“翻田埂”(也叫“比歌”),这是相互攀比、嘲讽、骂笑的戏谑歌,诙谐、滑稽、幽默、深刻,是双方歌手知识、智慧的较量。此外还唱一些劝世歌、山歌、历史歌、花鼓、小调等杂歌,唱整板折子戏歌,例如“十里亭”、“孟姜女”、“祝英台”、“山伯访友”、“尤三姐拜寿”、“黄氏女对金刚”、“朱氏割肝”、“猫鼠记”、“大娘补缸”、“杨广下棋”、“韩信问卦”、“困边廷”等等,谓之三天不唱重歌。此间,会唱歌者可自动或应邀上场,轮流演唱,热闹非凡。五是临五更头时要唱“闹五更”,天亮时要唱“还阳歌”,在停丧的最后一晚的天亮时,唱罢还阳后再唱“送神”即告结束。在唱到特定仪式内容时,皆安排有给亡人焚香、烧纸、碘酒、倒茶以及哭灵等情节。

阴类孝歌里的仪式歌,分“开路”、“开五方”、“引路”、“进门吊”、“游十殿”、“闹五更”、“还阳”、“送神”八步程序,都是根据“阴阳学说”来叙述亡人去到阴间的各个途径与情形,自始至终贯穿了“善恶报应”的思想。“王法逃脱天地显,雷击火烧或水淹;天律逃脱阴律现,油锅煎熬上刀山;割心抽肠剜双眼,罪满转生六畜变,不信专把天雷看,单击奸妇忤逆男。”它采取阴阳轮世说,劝诫人们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以去其幻妄之烦惑,达祛邪存诚、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之助。阴类孝歌中尽管有些唱词带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,但它却反映了特定历史时代、特定地理范围内的民俗民情,是研究祖国的神话传说和传统风俗、民情的“活化石”,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。

三、商南孝歌的文化审美意蕴

综观商南孝歌,无论是阴歌还是阳歌,都属于“原生态文化”。一是自然性和自发性。这是原生态最重要的特质,指其以本真的状态存在,未经人为加工,强调的是与自然的融合和协调,其演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,没有外部力量的干涉,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。如在唱孝歌期间,除特定仪式外,四乡八码头的“歌郎”都会被邀请或主动上场来演唱。二是民间性。原生态产生于民间、生存于民间,是大众生活的直接反映,是活在民间的古老文化。商南孝歌大都散存于诸野,口头传唱,直到2007年初雷家炳先生通过抢救、收集、整理成书。据说,柳家湾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农,虽然从小放牛不识字,又是文盲又不善口述,但却有一肚子的民歌,能通过歌场演唱圆满地表达出来,成为远近闻名的孝歌手。三是地域性。“每种原生态文化都有各自个性化的生长空间,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。”商南孝歌以《四季歌》为基本曲调,各地唱腔、滑音多有发挥,而且在整理成书以前呈“边缘化的口头文本形式生存于乡村山野,加上方言操作,靠长辈和爱好者保存和流传,只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传承”。

商南孝歌千词一曲,百听不厌,富有音乐美。其歌词大都为“七句段式”,与山歌的词段形式相同,每首分前后两节,三句起头,四句落尾。超过七句的歌曲,歌头仍然全部都是三句式,后面也可以是四、六、八句或更多,例如“人在世上有何好,说是死了就死了,儿孙子女一边抛。亲戚朋友都不理,万贯家财也不要,独白驾鹤西天去,断了阳间路一条。”商南孝歌曲调婉转悠扬,在苍凉、高亢、深沉中又加带了几分悲痛、伤痛与哀愁,让人听到情深处,不禁热泪双流。商南孝歌的腔调,是当地人们特定精神形态提炼的结晶,符合乡土地域的审美需求。

商南孝歌具有“中和之美”的诗性风格。它不仅充满儒家的“仁爱”思想,而且还贯注着道家“静虚”、“淡远”的追求,无论是父母养育艰辛的款款叙说,还是子女如何行孝的谆谆教诲,在说理与抒情的穿梭中,在人生岁月的频频回首中,总是以哀而不伤、怨而不怒的情愫,以“健康向善的人性力量来教化、陶冶人的性情,感动人的心灵”。

孝是自然,孝是人情。也许在中国人的心理世界中,占据支配地位的是人伦而非人权,也即梁漱溟认为的中国文化是“孝的文化”。如果说爱子女是本能,孝父母则属于文化,那么从古代的《孝经》到今天民间的《劝孝歌》,它们都以血缘亲情的重视与讴歌,建构着家庭伦理文化。面对“精华与糟粕杂糅”的孝行伦理,我想起了美国文化学家露丝·本尼迪克特的名言: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,任何一种文化都已抓住了一种永恒的健全的精神,并会被作为人类问题的唯一结论而载入史册,甚至下一代就会认识得更好,我们唯一科学的方法是尽我们所能,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无数文化中的多样结构中的一例加以思索。”虽然中国由古典的传统封建社会经历了现代性的转换,自由民主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,但是家庭孝亲情怀并不与封建社会一同沉没,因为无论怎样家依然是人们获得生命归属感的重要源泉,孝亲依然是我们的人性自然和文化情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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